當考生質疑考題之後：從試題疑義處理看大學入學考試的程序正義

每年，數以萬計的學生走進考場，在數個小時內完成一份考卷。對命題者而言，那可能只是一道題目；但對考生而言，一道題目所牽動的，可能是分數、級分、志願選擇，甚至是往後數年的升學道路。

因此，大學入學考試的公平，從來不應該只停留在一個問題：

「答案到底是什麼？」

還應該追問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問題：

「當有人認為題目存在問題時，制度究竟如何證明自己已經公平地處理了這項質疑？」

這正是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上「大學入學考試試題疑義處理參照國家考試標準：全面線上化、落實外部審查與逐條公開學理依據」提案值得關注的原因。

這項提案並不是要求主管機關直接介入每一道考題，也不是主張只要考生提出質疑，就必須更改答案。它真正觸及的，是一個更根本的制度問題：

當升學考試具有如此巨大的公共影響力時，它的試題疑義處理程序，是否也應具備與其影響力相稱的透明度、獨立性與說理程度？

這是一個不應只停留在「今年哪一題有問題」的短期爭議，而值得從制度層面長期討論的問題。

一、考試公平，不只是每個人拿到同一張考卷

人們談到考試公平時，通常想到的是相同的考試時間、相同的試題，以及相同的評分標準。

然而，真正的公平不應只存在於考試進行的那幾個小時。

如果一道題目存在文字歧義、排版錯誤或答案爭議，而考生認為這些問題可能影響作答，制度又提供了試題疑義反映機制，那麼「公平」的範圍自然會延伸到考試結束之後。

換言之：

因此，試題疑義不能被簡單視為考生考差後的情緒宣洩。

一名考生提出疑義，最後可能證明是他的理解有誤，也可能證明命題者的判斷確實有充分依據。但「申訴理由最後是否成立」與「申訴者是否應獲得認真、具體的回應」，其實是兩個不同的問題。

一項質疑可以是錯的，但不能因為有人可能錯，就認為制度沒有必要回答。

從大考中心歷年公布的試題反映資料也可以看出，考生及社會確實會針對試題與參考答案提出大量意見。這至少說明了一件事：試題疑義不是偶發事件，而是大型升學考試必然會面對的制度性問題。

真正值得追問的，因而不是「為什麼有人質疑」，而是：我們目前處理這些質疑的方法，是否已經足夠成熟？

二、第一個問題：為什麼提出疑義，還要成為另一場「程序考試」？

在數位政府已成為日常的今天，試題疑義申請是否應全面線上化，是一個值得正式檢討的問題。

更值得比較的是，考選部目前的國家考試試題疑義制度，已經採取網路申請方式，應考人可以於期限內登入系統提出疑義、敘明理由並上傳相關佐證資料。

既然國家考試已經將「提出試題疑義」納入數位化程序，大學入學考試是否也能朝相同方向發展，自然值得討論。

表面上看，紙本掛號似乎只是一個小問題。一張表格、一封信、幾十元郵資，看起來都不是什麼重大的負擔。

但是，公共政策不能只計算「一次成本有多小」，更應該追問：

一個在技術上可以數位化的程序，為什麼還要讓考生額外負擔時間、金錢與行政成本？

更重要的是，程序門檻可能產生實質上的不平等。

一個有老師協助、有家長可以討論、也有能力迅速搜尋資料的考生，與一個只能獨自處理所有事情的考生，雖然在形式上都「有權提出疑義」，但實際行使這項權利的能力可能並不相同。

因此，線上化不只是「比較方便」。它更涉及一個基本的程序正義問題：制度所賦予的權利，是否真的容易被所有人使用？

當然，全面線上化並不意味著可以放棄程序規範。系統仍然需要明確期限、身分驗證、附件格式、時間戳記與申請紀錄，也需要避免大量重複或無意義的申請。但這些都是可以透過制度設計解決的問題。

既然技術已經可以降低程序成本，那麼考生是否應該把時間花在「說明問題」本身，而不是花在「完成申請程序」上？這才是數位化真正值得討論的核心。

三、真正敏感的問題：誰來審查「出題的人」？

比紙本申請更核心的問題，是：試題疑義究竟應該由誰處理？

這裡最容易出現一個簡化的說法：「出題的人自己審題，所以一定不公平。」但這樣的論證其實過於簡單。

命題委員最了解自己的命題目的與設計脈絡，要求其完全不能提供說明，未必合理。

真正應該討論的問題是：原命題者可以參與到什麼程度？而最終的判斷又應該由誰作成？這兩者應該被清楚區分。

原命題者可以說明：

• 原本想測量的是什麼概念；
• 某個選項的設計意圖；
• 題幹中的條件在命題時是如何理解的。

這些資訊對審查而言都非常重要。

但「說明命題意圖」與「判斷原命題是否存在問題」，畢竟是不同角色。如果一個人需要判斷「自己設計的題目是否存在瑕疵」，即使他主觀上完全沒有偏見，外界仍然可能合理地產生疑問：制度是否提供了足夠的獨立性？

這正是「球員兼裁判」疑慮真正值得討論的地方。程序正義不只是要求決策者「內心沒有偏見」，也要求制度本身能夠讓外界有合理理由相信：最終決定不是單純為了維護原先的決策而作成。

因此，比起要求命題委員完全退出，更成熟的制度或許是：原命題委員負責說明，獨立委員負責審查，最終決策則由具有適當獨立性的機制作成。如此既不浪費命題者的專業，也能降低利益衝突與外界疑慮。

四、外部審查也不是萬靈丹

不過，當我們主張外部審查時，也必須進一步面對一個問題：外部專家就一定客觀嗎？

答案當然是否定的。

假設三名教授對同一道題目提出三種不同看法：

1. 第一位認為只有 A 合理；
2. 第二位認為 A、B 都具有合理性；
3. 第三位認為題目本身的敘述不夠完整。

那麼，難道只要換一批人，就能自動得到「唯一正確答案」？顯然不可能。

因此，真正需要改革的，不是單純「換裁判」，而是建立一套處理專業歧見的制度。例如：

• 先釐清申訴者究竟提出什麼問題；
• 分析該問題是否存在合理的不同解讀；
• 分別檢視不同解讀成立的條件；
• 對照課綱、教材與學科專業依據；
• 判斷是否存在唯一合理答案；
• 最後決定維持原答案、接受多個答案，或採取全體給分等處置。

如此一來，即使最終仍然維持原答案，社會至少能夠知道：這個答案究竟是經過怎樣的推理而得到的。這比單純宣布「疑義不成立」，更有可能建立制度信任。

五、真正值得改革的，也許不是「答案」，而是「理由」

在整個試題疑義制度中，我認為最值得深入討論的，其實是四個字：說理義務。

假設考生提出：「這個選項為什麼不能成立？」官方回答：「本題旨在測驗素養。」這真的回答了問題嗎？未必。

因為「本題想測量什麼」與「為什麼某一選項不成立」是兩件不同的事情。命題目的可以是測量素養，但這並不能自動證明某一選項在學理上就是錯的。

因此，一個比較完整的試題疑義回覆，至少應該回答四個問題：

評估步驟	核心要求	說理內容
第一步	釐清訴求	考生究竟提出了什麼疑義？不能將申訴重新改寫成一個比較容易回答的問題。
第二步	核實事實	官方是否承認申訴所指出的事實？例如確實存在排版問題，就應直接說明。
第三步	推論說明	如果官方認為該問題不影響答案，為什麼？必須說明中間的推論。
第四步	提出依據	判斷所依據的是什麼？可以是課程綱要、教材、教師用書、專業文獻或其他明確的學科依據。

如此才能形成：主張 → 判斷 → 理由 → 依據 的完整鏈條。

這裡其實存在一個非常基本、卻容易被忽略的公平原則：如果制度要求考生提出理由，那麼制度自己是不是也應該負擔相應的說理責任？

這不是要求每一份回覆都寫成學術論文，而是要求一個攸關考生權益的行政決定，至少能夠讓當事人理解：為什麼他的主張沒有被採納。

六、最值得注意的問題：官方到底有沒有回答考生提出的問題？

這可能是試題疑義制度中最容易被忽略，卻也最值得檢驗的一環。

例如，近期有考生反映，某些疑義所關心的是排版問題是否影響閱讀、判斷與作答時間；然而，如果官方回覆的重點卻轉向討論「題目難度是否受到影響」，那麼真正值得檢討的，未必是：「官方答案一定錯。」而是：「官方是否真正回答了申訴者提出的問題？」

兩者有很大的差別。

如果考生問的是：「排版錯誤是否增加了閱讀與判斷時間？」而官方回答的是：「這個錯誤可能使題目難度降低。」即使後者本身完全正確，它仍然可能沒有回答前者。

這是一個典型的行政溝通問題：回答了一個比較容易回答的問題，卻沒有完整回應原本真正被提出的問題。

因此，如果未來要改革試題疑義制度，可以考慮建立更明確的要求：每一件試題疑義，都應逐項對應申訴理由，並明確說明哪些主張被接受、哪些主張不被接受，以及原因為何。這甚至可以成為評估疑義處理品質的一項客觀標準。

七、困難不是問題，高鑑別度也不是問題

討論試題爭議時，另一個非常容易混淆的概念，是：「難」與「有問題」。

一道題目很難，不代表它有錯。一道題目需要長時間推理，也不代表它不公平。真正具有鑑別度的題目，本來就可能讓不同能力的考生產生明顯差距。

因此，我們必須區分：困難度、鑑別度與題目品質，是三個不同的概念。

一題高品質的高難度題目，可以非常困難，但條件完整、文字清楚、答案具有合理的一致性。

相反地，一道題目即使不算困難，也可能因為題意模糊、條件不足或文字表述不清，而產生不同的合理解讀。後者才是試題品質真正需要關注的地方。

因為考試原本要測量的是學生的學科能力。如果題目本身不夠清楚，考生可能被迫額外使用另一種能力：猜測出題者究竟想表達什麼。

那麼，考試究竟是在測量學科能力，還是在測量「猜題能力」？這就是高鑑別度與題目瑕疵之間應該劃出的界線。

八、承認題目有瑕疵，不代表命題者不專業

在許多學術場合中，我們都可以看到一種值得肯定的專業文化：當學生指出題目、講解或文字表述不夠清楚時，如果教師認為學生的質疑合理，便直接承認原先的表述確實存在不足，並進一步修正。

這背後代表的，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：承認錯誤，不一定代表專業能力不足；能夠發現並修正錯誤，本身就是專業。

任何人命題都可能犯錯。教授可能犯錯，教師可能犯錯，工程師可能犯錯，公務員可能犯錯，命題委員當然也可能犯錯。

真正成熟的制度，不應該期待：「我們的專家不可能犯錯。」而應該設計成：「即使專家犯錯，制度也能夠發現、修正，並把錯誤轉化成下一次改善的資料。」

因此，真正需要避免的，不是「承認題目存在瑕疵」，而是把承認瑕疵視為失敗，以至於制度產生一種「無論如何都必須證明原題沒有問題」的壓力。如果命題文化逐漸變成如此，那麼再專業的命題者，也可能受到制度本身的束縛。

九、學生要不要進入這個制度？

另一個值得討論的構想，是讓學生代表參與考後復盤。這並不代表讓學生直接決定學術答案。畢竟，涉及學科專業的問題，仍然需要由具有專業能力的人員判斷。

但是，學生確實擁有專家不一定能完全掌握的一種資訊：實際作答經驗。

例如，專家可能認為：「這個排版問題不影響答案。」但考生可能指出：「我知道怎麼解，但我花了額外時間確認圖表與題幹的對應關係。」

這兩種觀點並不互相衝突。前者討論的是學理上的正確性；後者討論的是測驗現場的實際影響。

因此，學生參與的合理定位，不應該是取代專家，而是：讓考生經驗成為制度復盤的一種重要資料。

專業委員可以回答：「這個答案在學理上是否成立？」而學生代表則可以協助回答：「這個題目在真實考場中，是否造成預期之外的作答困難？」兩種資訊結合起來，制度才有可能更完整地理解一道題目究竟發生了什麼。

十、國家考試可以參考，但不能直接複製

提案提出參照國家考試制度，方向值得討論，但也不能簡化成：「國考怎麼做，大考中心就照做。」畢竟，兩者的法律性質、考試目的、組織架構與考生群體並不完全相同。

真正值得借鏡的，是程序設計的精神。例如：

• 如何提出疑義；
• 如何確認申請內容；
• 如何組成審查機制；
• 如何處理專業歧見；
• 如何說明最終決定；
• 如何將錯誤回饋到下一年度的命題。

因此，真正值得大學入學考試制度思考的，不是「要不要完全複製國考」，而是：能不能建立一個完整的制度循環：發現問題 → 提出疑義 → 專業審查 → 作成決定 → 公開理由 → 回饋命題 → 持續改善。這比單純複製某一項行政程序更重要。

十一、大考中心的自主，與教育部的責任，應該如何平衡？

這是整個議題最困難的問題之一。

大考中心具有專業性與制度自主性，這種自主當然值得尊重。但「自主」不應被理解為：不需要被檢驗。

如果一個機構負責全國性升學考試，所處理的便不只是一般私人服務，而是涉及大量學生升學權益的公共事務。因此，社會要求一定程度的公共監督，並不難以理解。

然而，另一方面，也不能因此要求教育部直接決定：「第十題答案到底應該是 A 還是 B。」那會使行政監督越過專業判斷的界線。

因此，更合理的界線或許應該是：教育部監督「制度」，專業機構判斷「學科」。

教育部可以要求：

• 疑義程序是否公開；
• 是否提供合理的申訴管道；
• 是否具有利益迴避機制；
• 是否有適當的外部審查；
• 是否提供具體理由；
• 是否進行年度復盤；
• 是否建立改善與追蹤機制。

但不應直接代替專家判定每一道題的學科答案。監督程序，而不是取代專業。這或許才是「專業自主」與「公共責任」之間比較合理的平衡。

十二、真正的改革，應該是「五個化」

如果要把上述討論轉化成具體政策，我認為可以濃縮成五個改革方向：

1. 線上化： 建立正式的試題疑義網路申請系統，讓考生可以線上提出疑義、上傳佐證、取得申請編號、查詢處理狀態並留存完整紀錄。
2. 獨立化： 建立具有適當外部性的審查制度。原命題者可以說明命題意圖，但不應在最終決策中具有不相稱的影響力。必要時，可以納入大學學者、高中第一線教師、教育測量專家及課程專家共同參與。
3. 說理化： 每一件疑義都應明確呈現：申訴內容 → 官方判斷 → 判斷理由 → 學理依據 → 最終處置，而不是只留下「成立」或「不成立」。
4. 復盤化： 考試結束之後，不應只是公布答案、結束程序。還應該統計疑義類型、成立數量、與排版/題意/課綱相關等數據，並將這些資料回饋至下一年度的命題與審題制度。
5. 回應化： 真正回答申訴者的問題。問排版就回答排版，問課綱就回答課綱，問多重答案就分析多重答案，問作答時間就說明為什麼認為該問題是否足以影響作答。你問什麼，我回答什麼。這才是真正的行政溝通。

十三、我們真正需要的，不是「永遠不出錯」的考試制度

討論到最後，這件事情最值得思考的，其實不是：「大考中心是不是每次都錯？」答案顯然不可能永遠是「是」，也不可能永遠是「不是」。

真正的問題是：一個好的公共制度，應該如何面對自己的錯誤？

如果我們要求學生寫出答案、提出理由、引用證據、接受他人質疑並在發現錯誤後修正；那麼，設計考試的制度，是不是也應該遵守相同的原則？

學生答錯了，可以被扣分；專家判斷錯了，也應該可以被檢驗。這並不是否定專業，恰恰相反，真正尊重專業，就是相信專業經得起檢驗。